私人煤矿

二、乾嘉学术中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及其内在的开放性 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创作、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讨论也毫不为过，在此篇小文中不可能系统地讨论。

人的天理是普遍于人类的天理，万物的天理则是普遍于万物的天理。道心是绝对天理与相对人心的结合，它不但能够为人类生存提供基础，更重要的是，它确保了人类行为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即在道心指导下的活动是合法的人类行为，也是符合人性的行为。

这种统一的结果便是世俗的权力与理想的圆满的结合，并因此而造成权力的任意与狂妄，其表现之一便是王国观念与圣王意识。[11]（P88）心本来为虚，只有当理进入之后，虚心获得了实体，从而转身为主宰。事实上，在存在世界，可能性是无限的，它包括数量上的无限性。这种追求，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人的生存不仅有食色之欲等生理追求，而且还有对真理、对伟大、对崇高等普遍存在的追求。[15]（P20）右师断足（刖），不是后天的处罚，而是天生如此，此处的人便是为人事[16]（P102），即后天的人为。

在这个关系中，理是决定者。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在儒家的理想的治理模式中，政治的合法性归根到底来自道德的正当性。

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指挥官瓦德西，在其日记中叙述了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观感，认为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他认为，即使在战争艺术和战争科学上他们也低于我们的水准。其实，帕斯卡尔在此也是为了凸显道德的柔性的一面。此方为君子之志之所在。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柔弱胜刚强就是这个道理。

儒道两家看似风格和趋向迥异，其实在根本处都属于柔性的智慧，它们在最高境界上，或者说在极致之处，乃是彼此相通的。[27][英]李约瑟：《现代中国的古代传统》，载[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与西方的对话》，第33页。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一书的第六章最后一节专门讨论了儒教的和平主义性质，认为：儒教的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这又意味着正人先正己，它体现了孔子在为政方面所要求的反求诸身的态度。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浩浩乎无堀尽之期，此似道。张载曰：君子之射，以中为胜，不必以贯革为胜。他指出：中国人的态度，常常是反身向着内看的。

水的柔性品格，恰恰是自然之性格的最典型的表达。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礼记·中庸》）孔颖达疏曰：厚往，谓诸侯还国，王者以其材贿厚重往报之。他认为，两千余年传统的儒家，就是一个证明[122]。

[51]他还批评说：大抵仲尼如如来，以语修身作自了汉则可，然亦易入虚无心性空谈。（《朱子语类》卷第九）显然，在朱熹看来，这是该当如此者。熊伟也认为：西方的方向是外倾的方向或智的方向，换言之，是求知的方向。更宽泛地说，中国历史上对待周边的民族和国家所采取的不是征服和殖民的政策，而是怀柔远人的政策。帝国必然有它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老子·第三十一章》）老子讲究柔弱胜刚强（《老子·第三十六章》），譬如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 坚 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也。

老说‘水善能，能方能圆，孔亦说‘水流方曲必循其理。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124]詹剑峰：《孔、老思想的关系试探》，载《中国哲学》第11辑，第27页。

在质与文的张力中，恰恰体现着中庸之道的要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人所固有的内在本性的自我觉解，必然要求人因其固然，做自己当做之事，亦即人的本然之性所要求于人做的事情。笔者认为，就《论语》本身而言，这种柔性的智慧大致体现在尚文不尚武、为仁由自不由他、重德不重法等几个方面。（《论语·里仁》）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儒家其实就是‘术士之称。

按《彖》云：晋，进也。确切地说，如钱穆所指出的，自汉武帝始，文治政府便得以确立，而汉武帝的政治制度恰恰是以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之政治思想相配合的。

当然，西哲亚里士多德也有相当明确的中道思想，例如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2卷中指出：德性就是对中间的命中。……儒家思想使你在衰弱时期，不会失掉信心。

[80]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编辑委员会编：《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第42页。但从历史上看，悖论的是，西方社会和文化后来的发展却未能按照这一原则来展开和实现，而是走向了这一中道原则的反面。

钱穆弟子余英时也认为，中国文化走内在超越的路，和西方外在超越恰成一鲜明的对照[61]。在儒家那里，以水喻道的高明在于，一方面确立了存在论的基本意象，另一方面又奠定了道德论的基本取向，其意义是双重的。宋欧阳修曰：兵非圣王之所务[16]。所以，孔子曰：仁者不忧（《论语·宪问》）。

（《论语·颜渊》）按照朱熹的诠释，己者，人欲之私也。[8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73页。

在儒家看来，道德的根据植根于人的本然之性，需要反身而诚的功夫方能把握到。诚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83]。

反过来也一样，水的意象也必折射儒家的文化取向和品格。据《明史》载，史可法有所谓名心胜而实意不修，议论多而成功少的说法（见《列传第一百六十二》，载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694页）。